明代彩繪《孔子刪述六經(jīng)圖》作者供圖
山東嘉祥漢畫像石“孔子見老子”作者供圖
先秦時期，有不少具備“諷誦”本領(lǐng)的“記憶達人”。《周禮·春官·瞽蒙》說“瞽蒙”有“諷誦《詩》，世奠系，鼓琴瑟”之責(zé)。“瞽蒙”是肩負特殊責(zé)任的盲人，他們既是樂官，也是史官。“諷誦”即背誦之義。《周禮·春官·大司樂》有“以樂語教國子興、道、諷、誦、言、語”，鄭注說：“倍文曰諷，以聲節(jié)之曰誦。”《說文解字》“言部”云：“諷，誦也。”“誦，諷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倍同背，謂不開讀也。誦則非直背文，又為吟詠以聲節(jié)之。《周禮》經(jīng)注析言之，諷誦是二；許統(tǒng)言之，諷誦是一也。”“諷誦”的最大特點是嚴(yán)格依賴文本，即便有出入也不會太大。逐字背誦的“諷”，可以出聲也可以不出聲；“以聲節(jié)之”，即帶有聲調(diào)的背誦叫“誦”。后者包含了更多的背誦者的情感，比前者更有藝術(shù)性和隨意性；但兩者有時混而為一。《周禮》說“瞽蒙”擅長“諷誦《詩》”，說明這一記憶工作有專門官員負責(zé)；還說“大司樂”要教給“國子”的若干本領(lǐng)中就有“諷”與“誦”，說明“諷誦”也是古代貴族必須掌握的一項技能。
孔子等不少先秦諸子都是能諷誦的記憶達人。《呂氏春秋·不茍·博志》言：“蓋聞孔丘、墨翟，晝?nèi)罩S誦習(xí)業(yè)，夜親見文王、周公旦而問焉。用志如此其精也，何事而不達？何為而不成？”《論語·述而》中孔子說“默而識之，學(xué)而不厭”，“默”是不出聲的“諷”。馬王堆帛書《要》記載孔子“老而好《易》，居則在席，行則在橐”，仔細玩味“古之遺言”并探索其中的“德義”。《周易》和孔子有著千絲萬縷的聯(lián)系，其中《大畜·象》言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”，孔穎達正義：“多記識前代之言往賢之行，使多聞多見，以畜積己德。”他們既把“諷誦”看作一種學(xué)習(xí)方法，還賦予它很多禮儀用途。比如《左傳》《國語》中常見的宴會賦詩活動，這在魯、晉、鄭、衛(wèi)、宋等諸侯國都很突出。當(dāng)時的貴族對《詩經(jīng)》的文本爛熟于心，并且能針對具體情境“斷章取義”。孔子及其弟子就擅長此道，《論語·子路》中孔子說“誦《詩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；使于四方，不能專對；雖多，亦奚以為？”《左傳》中有相當(dāng)數(shù)量的占卜記錄，占卜者對《易》等占書脫口而出，孔子也是解讀《周易》的高手；《論語·八佾》中說孔子入太廟“每事問”，太廟之長會針對孔子的疑惑，依據(jù)典章予以回答。
“諷誦”可以“強記”（“記”也作“識”或“志”），“強記”是博聞君子的必要素質(zhì)。先秦有不少“強記之人”成為君主的智囊。史佚、老聃、屈原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《大戴禮記·保傅》說：“博聞強記，接給而善對者，謂之承；承者，承天子之遺忘者也；常立于后，是史佚也。”《史記·晉世家》把桐葉封弟故事和史佚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《左傳》僖公十五年、文公十五年、宣公十二年、成公四年、襄公十四年、昭公元年中貴族直接稱引史佚之語。而老聃作為周守藏室之史，也是博聞君子。《禮記·曾子問》中孔子不僅問禮于老子，對曾子解答“禮”的問題時也提及“老聃云”。《史記·屈原賈生列傳》言：“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為楚懷王左徒。博聞強志，明于治亂，嫻于辭令。”《禮記·曲禮上》言：“博聞強識而讓，敦善行而不怠，謂之君子。”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言：“淳于髡，齊人也。博聞強記，學(xué)無所主。”在缺失檢索方式的時代，強記之士高超的信息搜集整理水平，使君主減少了人工調(diào)閱的麻煩。漢代的張安世能記住漢武帝遺失的三篋書內(nèi)容，將之默出，“后購求得書，以相校無所遺失。上奇其材，擢為尚書令，遷光祿大夫”，也屬于先秦記憶達人的余緒。“博聞強志”的人也有不大遵循前代典籍的，《荀子·解蔽》言：“傳曰：析辭而為察，言物而為辨，君子賤之；博聞強志，不合王制，君子賤之。”楊倞注：“所謂析言破律，亂名改作者也。”這種不忠實于“王制”的人，受到了荀子的批評。
先秦的記憶達人也被稱為“獻”。《論語·八佾》中孔子說：“夏禮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禮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獻不足故也，足則吾能征之矣。”鄭玄注：“獻猶賢也。我不以禮成之者，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。”可知“禮文備物”的大國，在正常狀態(tài)下不僅有豐富的典籍資源，也有一批淵博的“獻”，即博聞君子、掌故專家。《尚書·洪范》中武王訪于箕子，《國語·鄭語》中伯陽父分析“三川皆震”，史伯對鄭桓公問，《左傳》昭公元年中叔向問晉平公疾于子產(chǎn)，《國語·魯語》中吳子問防風(fēng)氏大骨于孔子等眾多典故表明，當(dāng)時有一批“獻”活躍在政治舞臺上。他們的存在是歷史條件使然。
在相當(dāng)長的時期內(nèi)，文字尚未產(chǎn)生或成熟，人們習(xí)慣于口耳相傳，比如《尚書·堯典》與《史記·五帝本紀(jì)》的大量信息，都是古人長期口耳相傳而由后人筆錄。筆錄之后固然形成了文獻，但由于竹簡資源的稀缺和抄寫的不便利等因素，大多數(shù)情況下，人們也不得不采取記憶的方式來傳遞信息。社會對作為記憶達人的“獻”有巨大的需求。“左史倚相趨過”，楚靈王言：“是良史也，子善視之。是能讀《三墳》《五典》《八索》《九丘》。”這里的“讀”應(yīng)不是識讀、朗讀，而應(yīng)是“諷誦”，否則倚相不能讓楚靈王如此重視。
先秦記憶達人有哪些記憶妙招？對雜亂無章的內(nèi)容，人們較難記憶，只能依賴于重復(fù)，但效率低下。古人確實找到了一些記憶的捷徑。
一是縮減記憶量。他們會選出某些篇章、段落進行記憶。《戰(zhàn)國策·齊策一》言蘇秦“得太公陰符之謀，伏而誦之，簡練以為揣摩”，其中“簡”是選，選擇文獻中的重點；“練”是熟練，把選出來的重點弄熟。針對馬王堆帛書《春秋事語》，裘錫圭先生認為它可能是春秋家中的《鐸氏微》一類的選本，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說：“鐸椒為楚威王傅，為王不能盡觀《春秋》，采取成敗，卒四十章，為《鐸氏微》。”
二是調(diào)整信息的邏輯次序。《禮記·學(xué)記》說“不陵節(jié)而施之謂孫（遜）”，其對立面是“雜施而不孫”，結(jié)果是“壞亂而不修”。孔子說“吾道一以貫之”，即為其思想內(nèi)容尋求一條可以聯(lián)系起來的線索。郭店楚簡《老子》三種的編排次序，打破了《道經(jīng)》《德經(jīng)》的結(jié)構(gòu)，似乎存在自己獨特的邏輯。
三是使用短句。短句清晰明朗，便于記憶。比如《禮記·月令》每句以三言四言居多，最長七言八言，便于人們背誦。
四是使用韻文。韻文朗朗上口，后世也廣泛使用口訣記憶。比如《詩經(jīng)》《老子》均有韻，諸子中也不乏押韻的作品，比如《荀子·成相》。
五是配樂。《國語·周語上》有“瞽獻曲，史獻書”之說，配樂不僅悅耳動聽，而且有助于記憶。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說：“及高皇帝誅項籍，舉兵圍魯，魯中諸儒尚講誦習(xí)禮樂，弦歌之音不絕。”“誦習(xí)”的同時要配以“弦歌之音”，被司馬遷稱為“圣人之遺化”。
六是使用同類句式或者詞語。這樣能減少記憶信息量，比如《詩經(jīng)》中的重章疊句，《周易》中卦爻辭的格式以及反復(fù)出現(xiàn)的各種套語即此。以上的處理是在文獻編纂與貴族教育過程中人們有意而為之的。
人才在中華文明中是格外重要的文化資源。當(dāng)有形的典籍文獻面臨劫難的時候，記憶達人以口述的方式傳播中華文化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說，“孔子純?nèi)≈茉姡喜梢螅氯◆敚踩傥迤馇囟撸云渲S誦，不獨在竹帛故也”。這也是中華典籍文化數(shù)千年來得以延續(xù)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（作者：李凱，系北京師范大學(xué)歷史學(xué)院副教授）